原告某融资租赁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某融资租赁公司）诉称：2016年3月2日，上海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某运输公司）向经销商购买3辆清障车。2016年8月2日，某融资租赁公司与某运输公司、谷某签订《融资租赁（售后回租）合同》（以下简称《融资租赁合同》），约定：某运输公司以售后回租交易方式将上述3辆清障车转让给某融资租赁公司并租回使用，谷某系共同承租人。同日，朱某向某融资租赁公司出具《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担保函》，承诺《融资租赁合同》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。合同履行过程中，某运输公司、谷某自2017年3月5日起开始拖欠租金。某融资租赁公司于2017年6月15日收回涉案租赁车辆，案外人上海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某销售公司）出具《鉴定评估报告》，称接受某融资租赁公司委托，对涉案租赁车辆进行鉴定评估，以2017年6月15日为基准日，评估金额为19—20万元。案外人某销售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以买受人身份于2017年7月5日出具《同意函》，以20万元向某融资租赁公司购买涉案融资租赁车辆。请求判令：1.确认涉案《融资租赁合同》解除；2.判令某运输公司、谷某赔偿损失 43386元以及相应逾期违约金、口卡查档费1000元；3.朱某对某运输公司、谷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

被告某运输公司、谷某、朱某辩称：同意涉案《融资租赁合同》于2017年6月15日解除。但涉案车辆系某融资租赁公司未经同意自行变卖，没有经过评估、拍卖，变卖价格过低，涉案租赁车辆使用不到1年，残值应在35万元至38万元之间。故不认可变卖车辆残值，对其他诉讼请求均不认可。

法院经审理查明：2016年3月，某运输公司向经销商购买了3辆清障车，每车单价142000元。2016年8月，某融资租赁公司与某运输公司、谷某签订《融资租赁合同》，约定某运输公司以售后回租交易方式将上述3辆清障车转让给某融资租赁公司并租回使用，谷某系共同承租人；车辆购置价款为426000元；租赁期为自起租之日起共18个月，按月支付租金，每期租金23239元，具体以《起租通知书》为准。朱某向某融资租赁公司出具《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担保函》，对涉案《融资租赁合同》项下某运输公司、谷某的债务向某融资租赁公司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，保证期间自本担保函生效之日起，至担保债务根据《融资租赁合同》的条件全部得到清偿。2016年8月，某融资租赁公司向某运输公司指定账户付款330280元，并出具《起租通知书》，确认起租日为2016年8月2日，每期租金自2016年9月起每月5日支付，应付租金总额合计418302元。合同履行过程中，某运输公司、谷某自2017年3月5日起开始拖欠租金。另查明，某融资租赁公司于2017年6月15日收回涉案租赁车辆并于2017年7月6日自行处分车辆。审理中，某融资租赁公司主张合同解除时间为2017年6月15日，主张涉案租赁车辆处置变现价值为20万元。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3日作出（2018）沪0101民初17367号民事判决：一、某融资租赁公司与某运输公司、谷某签订的《融资租赁（售后回租）合同》于2017年6月15日解除；二、驳回某融资租赁公司其余诉讼请求。宣判后，某融资租赁公司提起上诉。上海金融法院于2019年7月9日作出 （2019）沪74民终439号民事判决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